公益这个概念，常常被理解为慈善捐赠，往往指的是经济上的捐助。但事实上它的含义要广泛得多，可以是智力资本、金融资本，也可以是人力资本的捐赠。公民社会是私营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公共区域，也可以称为“独立部门”。在美国独立部门的就业人数占了全体就业人数的10%，它的资金来源就是公益资本。至于社会创新作为一种新的策略和理念，在政府、商业和公益这三个领域是共通的。这三个领域都在寻求创新的方式，并利用他们各自独特的力量或者说影响力来推动社会创新。在中国，在我观察到的社会语境中，社会创新这个理念，以及商业、政府和公益这三个领域之间逐渐模糊的界限，已经引起社会大众关注。

    社会创新的契机与中美慈善捐赠的差异

    美国出现的社会创新方面的新理念，特别关注三个社会领域之间越来越模糊的界限。上周我们与“加州参议院银行和金融机构委员会”在斯坦福大学曾组织一场会议，谈到了一些新型公司——灵活的目的企业、福利企业以及它们与NGO的模糊界限。2011年10月通过的法案为这一类企业提供了种种便利，但仅有少数加州企业参与注册。而美国仅有5个州有意识并且已经立法来寻找和鼓励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，加州是其中之一。对这类企业的资助来自何方？可能来自慈善的捐赠——这会引起非政府组织的担忧；也有可能来自一些风投、股权投资或者银行业。

    谈到中国的公益创新，我不禁想到中国文化的两大传统——儒家精神和道家精神。在中国，企业逐渐向着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，我认为是基于这两大传统的一种自然演变。中国有着强政府的悠久历史，而美国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公民社会萌芽时，还没有形成全国政府。学校、宗教组织和医院都是由公民自己建立的，并且在之后的两百年里，与政府平行地发展着。而中国是先有强有力的政府，再出现公益组织，所以情形决然不同。中国在外交上的睦邻政策，比如2011年日本发生大地震之后中国伸出援助之手，在我看来也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    根据世界银行的记录，中国现有1843家基金会，2009年至2010年的增长达到32%。由此可见公益慈善在中国文化中的厚重分量。

    中国慈善捐赠总额只占到GDP的0.1%，和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。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总共捐赠了600亿人民币，这个数字与2007年和2009年相比都要多出300亿，这是政府呼吁企业捐赠的成果，2008年之慈善捐赠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平。与中国不同的是，美国政府不会出面号召企业捐赠。这体现了中美两国慈善运营的方式有所不同。

   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，中国捐赠的10%-15%为个人捐赠，80%-85%为企业捐赠，而在美国占主要比例的则是私人捐赠。美国在2004年到2008年慈善捐赠总额达到三千亿美金，占GDP2%-2.2%，这2%或者2.2%GDP创造了美国10%的就业机会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大约30%的资金来自政府，同时政府也会减免一些税收作为优惠政策。随着慈善变得越来越重要，如何更加有效地做慈善已经成为我们热论的话题之一。这三千亿美元的71%来自于私人捐赠，这是2010年的情况，过去40年亦然。另外8%来自于个人遗产，两者相加即占到了83%-85%，人均每年2000美元左右。此外，基金会的贡献是14%，而公司在5%左右。这个比例，中美两国是反过来的。在美国很大一部分捐赠给了宗教组织，这个比例已经从50%下降到了35%，而这些捐赠里只有10%最终留在宗教机构，绝大部分在社会领域再分配。

    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合作的新趋势

    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方向，则是探讨如何在扶贫中运用社会创新。比如在斯坦福大学工程学院，就有一些专门针对扶贫的项目和发明创造，比如De Light、Embrace(一种两千美金启动资金的孵化项目)。在美国加州，尤其是斯坦福大学，我们一直在探讨怎么样利用资源推动社会创新的情况。

    公益事业目前存在一些新趋势，包括全球化、微型金融、投资者合作、捐赠圈、复杂性趋势、公益创投、价值分享。我们需要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结合起来，同时要更加有耐心。对于一些风投来说，要得到期望的投资回报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在社会影响力投资概念的影响下，我们如何更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对公益的看法？在不断举行的会议和沙龙中，很多问题会不断涌现出来，所以这项工作要做得更加具有战略性。美国公益界像今天这样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，我们提出问题，希望能够得到大家更好的回答，建立起相应的计划、策略以及评估的标准，看看对整个社会能够产生多大的收益和效应。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的合作，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集结在一起，而不是单独的一种力量。

    影响力投资非常关注对资金的使用，尤其关注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，能不能引发出社区更大的参与积极性，是否试图了解投资人在想什么，愿不愿意付出耐心资本。当一个公司产生经济效益的时候，分享价值随之产生，盈利和社会影响这两者如何能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，在这方面有一些相应的金融工具可以借助。在美国可以向政府筹措资金。筹资对于社会影响力方面的一些长期产品的创新非常重要。同时它的比较优势、在金融方面的绩效都是重要的衡量因素。在非盈利和商业这两者之间走钢丝，非常需要领导者和相关的人力资源。

    建立相应的透明度和问责机制。每个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五个人是必须要公布的，公共披露或者信息公开的机制对于整个企业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。

    要缩小鸿沟或者说缩小差距，作为企业的领导人，如果与非盈利NGO进行合作，如何确保公共和私有部门两者完美的结合？更好地发觉企业社会责任所能够发掘的潜力，作为一个企业或者公司来说，你们和政府还有非盈利机构如何更好地取得平衡，从而发挥最大的合力，这一点最重要，同时也要有共同解决的问题。对于政府的领导者来说，他们也非常乐于看到这一点。看一下中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，我们必须要了解，它对于整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以及我们应当为此成立一些什么样的基金。比如，非洲对水资源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资金的筹措，人们会问，水和整个非洲的慈善事业究竟有什么样具体的关联呢？事实上，当人们进行评估以后，所有人都同意，需要开发水资源的领导力，而且尤其需要女性的领导。因为社会资源方面的雇员有90%到95%是女性，对于剩下5%的男性来说，他们如何为女性提供相应的培训，如何提高她们的领导力，由此达到逐渐消除差异和鸿沟，更好地把妇女纳入到整个社区的工作中来。

    在美国,他们也做了一些类似的事情，但方式不同。就增强商店雇员的能力来说，她们来自于低收入的妇女，以及教育水平比较低下的妇女。我们会问她，你是如何得到第一份工作的，你是如何面试的，你是怎么样来卖货的，我们会为她们提供相应的培训。这样，我们帮助失业的女性雇员重新找到工作，帮助她们取得更好的工资绩效，所以这是一种很好的消除鸿沟的做法。

    我们必须要通过教育，通过减贫，或者通过一些健康的提升和改善，来促进整个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。同时，也需要把一些实践者、专家和相应的机构纳入进来。

摘自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